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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青岛城市更新的核心是品质
发布日期:2022-06-15 16:38   来源:未知   阅读:

  2月9日,青岛市召开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提出坚决打赢城市更新城市建设攻坚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

  4月1日,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二季度集中开工仪式暨重点项目观摩会在市北区欢乐滨海城跨国公司区域总部集聚区项目现场举行,当日各区市设分会场。本次涉及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的所有八大行动建设,共有248个项目集中开工。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更新、低效用地开发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地铁建设、停车场建设、市政设施建设、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公园建设等。

  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政府、产业、金融、空间运营、服务、人才等方方面面的协作行动,需要全市上下加强整体性和协同性,共同推动城市面貌实现新变化、城市品质实现新提升。

  城市更新,把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业态重塑、整体环境提升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改善城市功能品质,不仅关系着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也与城市经济发展新增长点息息相关。

  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青岛市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对城市更高的追求呢?为此,记者专访了区域及城市发展领域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著名专家,《城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城市隐秩序》作者刘春成教授。

  刘春成:我在《城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城市隐秩序》中提出,城市具有复杂生命体的特征,城市会新陈代谢、生长、发育、衰老、生病、受伤,城市还可以自我修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城市在进化过程中还存在遗传和变异现象,能够适应环境压力和需求而做出调整。

  城市更新就是典型的城市进化活动,看似是城市治理者的主动行为,实际上是城市系统综合反应的结果,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多种影响。城市更新必须要体现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意见,要努力实现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期待。

  从复杂的生命体视角来看,我认为青岛有其鲜明的“城市基因”。从城市诞生的历史来看,她是一座典型的近代新兴口岸城市,是传统的齐鲁文化与近代的西方城市文明高水平融合的结果,是城市中漂亮的“混血儿”。但与上海、天津的“万国基因”不同,青岛的“洋基因”受德国、日本影响突出,这两个国家都是西方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在现代产业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方面体现出严谨的规矩意识,城市建筑具有特色鲜明的美学取向。在工业化方面,青岛制造业曾遥遥领先。在城市规划方面,青岛堪称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最严谨的城市。青岛的城市轮廓在建成之初保持了很长时间;青岛城区第一次大的轮廓变化是1992的东部大开发,在延续原有城市特点的同时为青岛注入了新的时代基因;最近一次大的廓形变化是西海岸开发,城市总体轮廓基本稳定下来。可以说,至此青岛城市的空间发育基本完成了。

  空间发育完成之后的青岛,必然进入城市其他子系统的配套完善阶段,包括看得见的系统完善,和看不见的系统完善。从现在的情况看,对于看得见的系统完善,已经得到重视,并通过地方立法和政府工作计划的方式在展现。而那些看不见的系统完善,则需要全体市民、企业和机构通过自组织的方式逐步实现。在此过程中,人才要素、技术要素、金融要素、信息要素等关键资源的引入和融合,是青岛在“长大长高”之后,能否“强壮出色”的关键。

  整体上说,青岛的城市基因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况为“品质”二字。在今天及未来,青岛的城市更新与发展应贯穿对于“品质”的坚守与追求。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品质,还包括高端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海洋经济、山东半岛城市群聚合发展等方方面面。在数字时代,城市的生命体特征将更加清晰,城市的优秀基因也将不断展现其价值和竞争力。在各种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品质”这一基因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标识,不断吸引整合各类优质资源。

  记者:您认为青岛市推进城市更新会满足城市哪些发展需求?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刘春成:城市更新是城市作为生命体的必然需求。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与外界不断地进行能量与资源的交换方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

  城市的能量与资源交换过程,恰似生命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进行的营养物质摄取和废物排放的新陈代谢过程一样,通过对人力、技术、信息、能源、文化等多种要素的消化、分解、吸收、转化,持续进行着城市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再造。

  城市的新陈代谢特征,主要表现为城市内部不断产生变化,一部分旧的、不适合发展的内容和方式被淘汰和革除,新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被组织到城市中去,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不断地推动着城市的演进。增强城市的适应力,使城市向着更加适应环境及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城市更新带来的最大机遇。

  城市更新会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城市更新与新城建设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在品质”的变化,是以更小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把最新的认知和技术成果注入到城市环境中去,人与空间环境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在不断的双向互动中会涌现出各种新产业和新业态,社会服务也会随之演变,在一个个不确定的创新中实现着确定的城市更新和发展。

  记者:从您的角度看,青岛目前在城市发展过程有哪些发展性矛盾可以通过城市更新来解决呢?除了建设、市政方面的更新外,在经济和城市文化舞台上,有哪些需求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加以解决?是否能产生新的产业机遇。

  刘春成:未来的城市发展是数字时代和城市群时代,单个城市的“一枝独秀”已经难以在新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可持续的产业创新能力是保持中心城市地位的必备能力。数字经济和城市群聚合发展两大趋势将深刻影响未来城市的发展,青岛目前城市更新主要解决的也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因此,对于今后的青岛而言,如何更新城市基础设施以拥抱数字时代?如何为城市群聚合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这是当前城市更新的最大需求点。这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新机遇。

  高品质的城市基础设施一直是青岛的城市名片,但是,刚性的支撑体系之外,必须辅之以柔性的服务体系。与显赫的制造业品牌相比,青岛缺少相应的高品质服务业,从而造成产业附加值难以更好地提升。与美轮美奂的城市环境相比,青岛的文化内涵和开放包容还相差很大。具体表现在,文化消费匮乏、现代商业欠缺、夜经济不发达等,难以实现优势条件的互促和倍增。

  记者:城市更新势必会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会不会在全国城市布局的发展定位上给青岛带来新的机遇?面向未来,青岛又应该怎样去抓住、抓稳本次城市更新的发展窗口呢?

  刘春成:通过城市更新带动青岛城市能级提升是必然的。青岛城市更新应当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出发,在城市互动网络中构建更多的链接,在全国乃至全球协作的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上升,成为城市网络中更加重要的节点。根据巴拉巴西的研究,复杂网络是在自组织机制主导下不断生长出来的,在其生长过程中,两种有效的机制决定着枢纽节点的形成——先发机制和适应机制。复杂网络的自组织生成过程中,适应机制并不排斥先发机制。

  对于看不见的变化而言,青岛要提升城市能级需要在城市系统的柔性方面下大力气,努力做到“城市既有气质不减,社会服务温度提升”。一方面是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要不断增强对于新兴领域中关键资源的吸引力。

  记者:在历史城区建设更新、处理低效片区、重点项目等更新举措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刘春成:历史城区的保护更新核心是保护,不能“就项目论项目”地算账,应当把项目带来的整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综合考虑。成功的历史城区改造必然会撬动市场资源,可以参考福州 “三坊七巷”成都“宽窄巷子”等成功做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需要专业谋划和精准执行,这也恰恰是青岛这座城市最应具有的城市基因。

  低效片区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载体。所谓的低效片区就是预设的区域定位与实际的资源聚集发生背离,从而无法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这涉及对于城市产业系统的认识,如果详细分析需要很大的篇幅。简单地讲,我认为产业系统是城市的动力系统,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双重性,形象地说就是“游走在天使与魔鬼之间”。

  在推进重点项目和采取更新举措时,应充分考虑“资源靶向性”特点,也就是区域发展中人力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核心资源更容易在某些特定区域形成聚集的特点,追求“恰当”的匹配,就能做到恰到好处的独一无二。

  刘春成:城市更新的核心是提升城市的软实力。能否实现正向现金流,是城市更成败的关键,也考验城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城市更新的巧妙之处应该是“小处着手,大处得利”,是“用巧劲干实活”。

  首先,要将城市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对待,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城市做机械的肢解。

  第二,城市更新不能一拆了之。芒福德说,“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对于城市更新中不可避免的城中村拆迁和改造,要注意保护城市有机体的机能,避免机械的清除和改造。

  第三,尽最大努力保持城市的个性和多样性。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应充分包容和平等对待,这种包容看似简单实则是现代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城市常住人群之间相互关联时又不断地相互适应,能够产生功能多样且相互支持的城市功用,原本功能单一的城市空间会变得丰富多彩和富有活力。多样性和持续的涌现是大城市的天性,城市大规模改造中要重视城市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尊重城市主体的自适应能力,更新计划要留有弹性和选择性。

  总之,制定和实施城市更新战略,需要做到“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具体说来,“居”是治理的立场,“心”是治理的态度,“与”是治理的原则,“言”是治理的沟通,“正”是治理的措施,“事”是治理的行为,“动”是治理的时机。

  刘春成,山东青岛人,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区域发展及城市发展研究和实践,城市系统学理论的创立者,著有《城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创意照亮的空间:文化创意产业案例辑》《治理的哲学:解析老子系统思想本义》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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